施律师：

当前国际环境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三重合规围猎：政治化审查、多边制裁长臂管辖、法律规则暗流：（1）政治化审查指的是美欧国家将投资审查武器化，以“国家安全”为名阻断半导体、AI等关键技术领域并购；（2）多边制裁长臂管辖，体现在当前制裁清单动态扩张至数据跨境、金融支付等命脉环节，有时候美国一道行政命令就可能导致中国企业的核心供应链和资金陷入困境；（3）法律规则暗流则指的是规则陷阱，有些规则的实际要求可能和其字面含义或常识（common sense）截然不同——中资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过程中将美国消费者个人数据存储在美国服务器也可能被穿透推定为非法跨境传输到中国；中国企业的民用产品和服务往往会被美国政府列为涉军而被美国政府制裁。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作为律师，正从传统服务者蜕变为企业全球化生存的“战略架构师”，全面协助企业开展风险防控及危机应对：

第一，构建动态防御体系。我们融合目标国法律、制裁清单及行业禁令，帮助企业建立实时预警机制。我们用符合国际和国内标准的有效合规管理体系来防范风险，并将其转化为与美国有关部门斡旋和谈判的筹码，虽然美国政府经常是强词夺理的。

第二，危机时刻应急处理。当突遭制裁时，我们能在最短时间内锁定高危资产，启动替代支付通道（如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或供应链备选方案；面对政治化审查，能够尽量运用东道国司法程序反击不公裁决。

第三，打通生态协同脉络。律师不仅仅是律师，而是需要串联起多方的资源，帮助企业获得内外生态的系统支持。这些生态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关系维护、游说、舆情与公关管理、专业技术力量、国际话语资源等。这些都有助于企业在身处地缘政治风暴眼时，仍能坚守住最核心的商业运转。

施律师：

随着全球贸易环境日益复杂，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来自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执法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出口管制、经济制裁、海关稽查、反倾销调查、反腐败调查、数据合规审查等。这些执法行动往往具有高度专业性、复杂性，一旦应对不当，可能对企业声誉、业务运营乃至生存发展造成重大影响。这些复杂案件对律师的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法律专业能力本身，需要律师具备更加全面的能力和战略眼光。我的多元复合背景或许刚好使得我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

我本人有着25年国际跨地区高新技术行业及电信行业法律经验，其中18年在两家世界财富500强公司，7年在一家国际律所工作。我曾经在埃森哲工作13年，曾经担任埃森哲亚太区区域道德与合规部董事总经理，是唯一一个担任此职位的中国人，我也是首位担任埃森哲全球法律部管委会成员的中国人，埃森哲全球法律部管委会领导与管理2000多名法律和合规专业人员，涵盖120个国家与地区的法律与合规事务。或许就是因为律所、企业甚至不同职业的多元背景，我身上兼具了国际律师、战略咨询顾问、总法律顾问、企业管理者等多重视角，因此更擅长结合商业、法律、科技维度来提供解决方案，处理国际重大复杂商业谈判、非诉争议解决和斡旋。

我主导和参与过众多危机处理和应对事件，积累了丰富的危机处理经验。我曾为某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中国公司的中国反垄断法调查重大危机事件提供服务，应对政府调查并成功化解危机；曾经为国内某知名游戏公司的游戏遭苹果下架提供合规法律服务，涉案金额达一亿元，帮助该游戏公司建立反洗钱和反赌博合规体系并推动落地，推动谈判，促成案件圆满解决。当前，我也在带领团队参与某上市企业被美国财政部OFAC列入SDN制裁清单的案件。该企业的产品是民用的，但是被美国国务院和OFAC认定为提供敏感技术给俄罗斯军方，我们对该企业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市场营销、客户、海外业务、出口管制与制裁合规体系进行内部调查，我们认定美国国务院和OFAC的制裁依据有错误，证据有偏差，我们正在努力结合各种资源推动该企业从SDN清单移除。过程中，我们为该企业被制裁后所涉及的应收账款回收问题进行涉及美国关于俄罗斯制裁的法律分析，并为该企业被制裁前所发出的货物在其被制裁后遭到船公司拒绝放货提供法律服务，最终促成船公司放货。

我们同时会针对媒体、员工、商业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等相关方，为企业制定危机处理方案，针对信息披露、舆论危机制定应对策略，针对多个执法机构独立的或联合的调查启动危机管理，赋能企业应对跨境政府执法。